“社保账户的转移接续直接影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生活质量。”朱雪芹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，解决了城市户籍，成为一名上海新市民。虽然身份变了，但不公平的社保制度并没有彻底与她告别。

    “农民工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，或在服务行业就业，由于劳动附加值低导致流动频繁，农民工往往在打工城市缴纳了保险，但由于缴费时间不够、或随着离开而‘自动归零’，漂在打工城市，不管是领取养老金还是报销医疗费都要奔波劳累、处处遭遇关卡。” 朱雪芹的一席话道出了许多农民工的心酸。

    “谁不想有社会保险？在工地上跟着包工头干，常常连劳务合同都没有，能按时、足额拿到工钱就不错了，根本不敢指望能替我们缴纳社会保险。而且，真要缴社保，个人也得掏一部分，还要缴够15年，这个难度也太大了。” 朱雪芹这一席话又说出了很多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纠结心态。

    康厚明快人快语，他向记者细数社保的不公：农民工参保率非常低，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农民工，由于很多工程都经过了层层转包，农民工们大多与业主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，老板为了减少管理费用，把应该为农民工交纳的各项保险都抛掉了，变相地推卸责任。

    “农民工社保标准较低，也挫伤了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。”康厚明认为，农民工之所以参保不多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工作性质决定的，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由于工作时间短，保险标准又低，所以不愿缴纳社保金，一些老板则以“流动性大”为借口，不愿为农民工缴社会保险，其实，除了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外，大多数农民工还是渴望能“老有所养”的。

    胡小燕说：“很难想象，农民工会在同一个地点打满15年工。如果农民工缴了一两年或者六七年退了保，本人所有的缴费年限和记录都不复存在。如果再参保就要从零开始计算，还要再缴15年才能符合要求，频繁的‘退保’使他们永远达不到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。”

    康厚明告诉记者，从2008年起，国家政策中已经规定，社保可以异地接转，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，目前很多农民工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。

    朱雪芹则期望国家统筹考虑地方政府、企业、农民工三者利益关系，设计出一套适应农民工高流动性、低缴费能力、能转移接续的灵活的社保制度。

来源：工人日报